揭秘：金日成和彭德怀的恩怨
1950年12月，中朝联军联合司令部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历史性的转折。在这张领导层的集体照中，从右至左，依次排列的是甘泗淇、陈赓、彭德怀、金日成、朴一禹以及金雄。
彭德怀庐山被批，金日成曾致电表示“非常赞同”
据沈志华教授披露，在获悉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后，金日成曾致电中国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其说”。
金日成对彭德怀的积怨已深，几乎达到了“落井下石”的地步。究其缘由，人们往往将其归咎于朝鲜战争期间，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所涌现的种种分歧。
自朝鲜战争爆发之日起，分歧便如影随形。我国在战事初起时，未曾接到任何预警，“毛泽东主席亦是通过海外报纸才得知此消息”；随着美军介入战场，为确保国家安全，我国亦不得不投身其中。对此，周恩来总理曾表露出不满，他深感朝鲜领导层未能充分重视毛泽东主席屡次提出的美国可能实施军事干预的预警。
直到1956年，彭德怀和李克农还曾质问金日成：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
随着战事持续加剧，双方在军队指挥权的归属、是否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南挺进、铁路运输补给线的管理权，以及停战谈判具体签署时间的诸多关键问题上，矛盾频仍。
在谈判的早期阶段，尽管朝鲜军队在面对美军猛烈攻势时显得力不从心，但金日成对于停战谈判表现出了坚决的反对立场，他曾断言：“即便没有中国的援助，我亦愿孤注一掷，战斗至最后一刻。”
正当中美两国在战俘议题上陷入僵持的谈判阶段，金日成突然调整了策略，寄望于中国能够接纳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并尽快达成停战协议。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向中方阐明，强调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在战前曾是蒋介石军队的成员，“为他们而战并无特殊价值。”
坊间传言，“彭德怀怒扇金日成耳光”
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紧要关头，金日成出于保留实力的考量，忽视全局战局，毅然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此决策导致志愿军承受了战争史上最为惨重的损失。
彭德怀怒火中烧，猛然间对金日成掴去两记响亮而有力的耳光。
这是真的吗?
“扇耳光”之说之所以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或许应归因于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战场上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在军队指挥架构、南进战略等众多核心议题上，彭、金两位的见解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尤其是他们之间的分歧尤为显著，其中最为核心的争议焦点，莫过于中朝军队统一指挥权的归属问题。
当数以十万计的志愿军队伍抵达朝鲜，金日成逐渐意识到，由朝鲜单独统一指挥中朝联军并非明智之举，于是他转而专注于保障朝鲜人民军在其军事指挥上的独立性。
然而，彭德怀心中另有他念。在其致中央的电报中，他曾如此表述：
朝鲜党所面临的征兵形势异常严峻，对16至45岁的所有男性进行了全面征召。然而，入伍军人的家属却鲜有人关注，普通民众也因生计无以为继而陷入困境。显而易见，这种缺乏长远考量、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倾向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军事指挥略显青涩，19日时发布坚守平壤的指令，但最终成功撤离的三万大军中，能够成功脱险的寥寥可数。
显而易见，他对朝鲜军事指挥能力存有疑虑。
在首轮战役的初始阶段，由于双方协调机制尚显不足，再加上朝鲜党政军民在撤退过程中造成的道路拥堵，频繁发生“志愿军行军受阻及作战受干扰”的情况，同时亦出现了人民军误伤志愿军的不幸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彭总的深刻反思，促使他开始思考如何实现军队指挥权的统一。
金日成对此事显得极为警觉，断然拒绝合作，坚持认为只需派遣参谋人员来负责通讯联络事务，且明确表态，反对人民军总部与志愿军总部之间过于密切的接触。
彭总热切期望人民军第6师能与志愿军携手并肩，共同奋战，然而金日成同志却坚定地坚持将其调离战场。
彭德怀提议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撤退数十公里，以便设下伏击之计。然而，朝鲜方面以及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对此提议均表达了坚决的反对。争议最终升级至莫斯科，斯大林亲自做出裁决，明确表态“完全支持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这才使得局势暂时得到缓和。
彭德怀勘察前线
未出席生日庆典
彭、金二人在朝鲜战场的激烈交锋中结下了难以磨灭的梁子，这份嫌隙亦随之蔓延至战场之外。
参谋志司杨迪透露，1952年4月15日，恰逢金日成同志的四十华诞，朝鲜方面筹备了一场盛大的祝寿盛典。他们先后三次伸出了诚挚的邀请之手，每次均由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亲自登门，然而彭德怀同志却始终坚定地婉言谢绝。
彭总当时的表态大致是这样的：此刻，我军战士正浴血奋战于沙场，朝鲜的土地正遭受敌军的狂轰滥炸，人民生活陷入困境，生活条件艰苦，难以维持生计。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如何能够在自己40岁生日时举行庆祝活动呢？这一疑问引起了友方领导同志对彭总的不满情绪。
不论彭拒绝出席金日成寿辰庆祝活动的真正原因是否正如他所声称，这一行为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之间的不和谐。
争议激怒金日成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在第三次战役中，他们英勇作战，成功将美军及其南朝鲜李承晚伪政权驱逐出汉城。当中朝联军的前锋部队抵达三七线附近时，彭德怀将军果断下达了停止追击的指令。
得知此消息，苏联驻朝鲜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怒不可遏地直指彭德怀，语气严斥道：“彭德怀，你这是犯了右倾错误！我必将此事禀报斯大林，让他亲自对你进行训诫！”
在彭德怀与拉佐瓦耶夫争执的第三日，金日成亲临中朝联军司令部。他一跨入门槛，便直截了当地发问：
这场精彩的好戏才刚掀开帷幕，双方间的交流还远未深入，怎就草率收场了？况且，如此重大的事务，理应事先征求我的意见。
彭德怀沉痛地说：
自志愿军踏入朝鲜战场的硝烟弥漫之地，至今已走过七十载的风霜岁月。根据最新统计，志愿军在战斗中总共承受了超过五万人的伤亡，而因疾病、严寒和饥饿而离开人世者亦多达五万，总损失之重，高达十万人，这无疑是一笔沉痛的代价。
金日成默不作声。
彭德怀又说：
“而且，制空权未能稳固掌握，导致运输线路受阻，前线粮食和棉衣补给严重不足。在20万英勇战士的追击战中，已有半数士兵失去了鞋子，连做饭的锅具也遗失一空。在这种极端寒冷的冰雪条件下，战士们赤足行进、饥饿难耐，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如何还能坚持追击？”
金日成未发言。
“除此之外，”彭德怀目光扫过金日成，接着深入剖析他的见解，“通过侦察情报，我们得知敌军已撤退至洛东江一线。他们意图倚赖洛东江的天然屏障，加固江岸两侧的防御设施，以此诱使我军向南推进，进而实施围剿。”
邓华插话说：
“暂停追击行动是根据第三次战争的战略部署所执行的措施。贵方代表亦曾参与相关的讨论，该战略文件已提交至您的手中。据此，按照战略部署行事，自不必向您再次作出报告。”
金日成听后说：
“我同意对志愿军实施休整，但希望你们能努力缩短休整时间。提议实施边休整边战斗的策略，比如先派三个军队进行追击，其余部队在休整一个月后继续向南推进。这样的部署是否可行？”
彭德怀回答说：
“此行断不可取，敌方此举意在诱我军南移，企图分化我军力量，逐一予以围剿。若我军继续盲目追击，必将陷入不利的局面。”
金日成又说：
即便南征之路未能将敌军彻底剿灭，亦或是城镇乡村的全面解放尚待时日，但领土的拓展，无疑是值得庆贺的成就。
僵持近3小时。
彭德怀目睹金日成依旧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只得将一份1月9日的复电交至金日成手中。
金日成低头，电报显示：
“若朝方同志认为无需休整与补充即可发起进攻，我亦支持人民军持续推进，对抗敌军。与此同时，朝鲜政府有权对此次行动进行直接指挥。至于志愿军，其使命在于守护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的广大区域。”
金日成阅毕电报，面色略显尴尬与郁郁。尽管如此，他仍旧坚守己见，次日午后，便与外交部长朴宪永同行，前往联军司令部。
“目前，我军尚未对美军造成决定性的打击。唯有立即派遣三支部队，合力一举击败其主力，使其遭受重创，美军自将不得不从朝鲜撤退。”
“严禁擅自行动！美军并非我们意志的傀儡。抱持着速战速决的幻想，却忽略了充分的准备，这种心态只会导致败局。战争非儿戏，绝不能依赖侥幸心理。经过三场战役的洗礼，若不进行必要的补给与休整，如何能确保下一次的胜利？”
彭德怀的情绪愈发高涨，终于愤然拍案而起，声音洪亮地喝道：“若照你们的想法行事，志愿军必将遭受败绩。彭德怀素来不轻率出战，若你们觉得我无法胜任，大可另觅高人！”
金日成与朴宪永见彭德怀怒发冲冠，便闭口不言。
一封电报被传递而来，这封电文出自斯大林之手，他委托金日成将其转交予拉佐瓦耶夫。
在电报中，斯大林措辞严厉地指出，拉佐瓦耶夫未能正视主观与客观的现实条件，顽固坚持南下的立场，此行为存在重大错误。鉴于此，他下令即刻剥夺拉佐瓦耶夫的大使职务，并要求其即刻启程回国，静候进一步的处置。
电文郑重声明，彭德怀同志系一位历经严酷考验的卓越指挥者，其率领志愿军战胜了全球最为强大的美军。彭德怀同志被誉为军事奇才，今后所有军事决策，均需秉承彭德怀同志的指导方针。
种种矛盾与冲突，最终不可避免地汇聚于彭、金二人之间。
这种对金的怨恨，实则根植于其意图压制延安派，同时鼓吹个人崇拜的私欲。
然而，一个尤为关键的要素，或许还隐藏在彭德怀及其所率领的志愿军之中。他们的存在，无疑为金日成在党内驱逐延安派势力设置了不小的阻碍。
朝战结束后，因美军未从半岛撤退，志愿军亦只得继续驻军朝鲜，直到1958年才全面撤离。此一时期，恰值金日成致力于在朝鲜确立自己的个人崇拜。
为了构筑这一崇敬的根基，当前的首要任务便是化解党内苏联派、南劳派、延安派等派别之间的纷争。尤为重要的是延安派，鉴于其核心成员与军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1955年，金日成正式开启了对延安派的全面整饬，此行动以对延安派第三把手的批判——朴一禹——为发端。他指责朴一禹自封为中国代表，散布“党内不应提拔来自中国的同志担任干部”的言论，并对其宗派行为提出指控。
1956年，赫鲁晓夫以党内秘密报告的形式，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此举在朝鲜迅速引发连锁反应。
高奉基，曾任金日成秘书室长，透露称，当秘密报告送达朝鲜劳动党全体会议时，金正日与朴金喆均表现出了极大的震惊。他们的表情，因我位于主席台旁，得以尽收眼底。
受此影响，稍后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金日成虽严防死堵，与会者发言稿均须经事先审查，凡涉及个人崇拜之言论全被删除，但延安派头号人物金枓奉仍带头发言称：“正确实行党领导的最高原则”是“列宁的集体领导”。
未几，延安势力与苏联阵营紧密联合，协同苏联驻朝鲜使团，对金日成施加了统一的集体压力。
1956年8月，双方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正面交锋。经过一番激战，金日成最终赢得胜利，延安派的核心成员尹公钦、徐辉等四位成员选择逃往中国，从而结束了这场纷争。
不久之后，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连续两次向赫鲁晓夫致信，迫切请求中苏两党介入此事。
在经过中苏两党之间的密切商讨后，双方最终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据此，决定派遣米高扬、彭德怀、聂荣臻三位代表前往朝鲜，旨在对当前的局势进行有效调停。
出发前，毛泽东曾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明确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对朝鲜劳动党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
毛泽东指出：“虽然我们可以准许那些远道而来的同志们返回家乡，但他们在返回之后，必须恢复其党籍和原有的职务。”
彭德怀等一行人抵达朝鲜后，与金日成进行了两次秘密且深入的交流。尽管这些会晤的具体内容至今尚未公之于众，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并未根本解决存在的问题。据高奉基披露：
“米高扬和彭德怀在九月全会上，期待委员们站起来进行揭露与批判。结果只有林雄日一个人痛哭流涕地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
米高扬与彭德怀均深信，这一状况源于金日成所执行的坚固如铁的严密封锁，然而二人面对困境，也束手无策。在会议上，他们采纳了苏联及中国兄弟党代表的意见，决定恢复徐辉、尹公钦等同志的党籍。
自此，延安的势力持续遭受压制，而中朝两国的友谊也曾一度降至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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